言治有理｜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不仅对中国经济的腾飞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在深刻地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在中国走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数字经济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第三、第四届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凯在《国家治理》撰文指出，提升数字经济的竞争力，关键是要以创新和改革为重要抓手，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牢牢把握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强化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支撑性作用，以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农村电商、数字乡村建设为纽带，促进城乡区域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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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位及其影响
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四个方面对其作出了明确的定位：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推进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上述定位体现出高质量发展三个显著特征：首先，高质量发展处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并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物质基础直接相关。其次，明确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与邓小平同志当年强调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涵一脉相承，任何忽视发展、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行为和安排，都应该被及时纠正和制止。第三，理清坚持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之间的内在关系——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新发展格局才是真正符合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还对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作出了清晰的描绘，包括：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等。
那么，中国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依据是什么呢？
第一，在改革开放的整体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坚持高质量发展，就是顺应大势。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一小部分人对改革的认知度有所下降，如何进一步凝聚改革的共识，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都十分低下，综合实力十分弱小，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只有1.8%；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在历史低点上开始反弹，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加速了经济崛起的进程，一直到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110万亿人民币，折合约18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了18.5%，稳居全球第二。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日益显现，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二是中国的“双转”在快速推进，但也积聚了一些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谓“双转”就是指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乃至信息社会。这无疑是一场深刻的变革，也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如果不进行这样的转型，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目标。但在“双转”交织的过程中，社会也积聚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扩大，维持社会秩序的难度加大、成本上升等。三是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话语权越来越多，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也越来越严重，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面对中国的崛起，近年来，一些国家鼓吹“脱钩断链”，构筑“小院高墙”，处心积虑地围堵封锁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从颁布《芯片与科学法案》、鼓动盟友对华切断半导体芯片供应，到将大批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再到以“国家安全”为由试图“绞杀”相关中国高技术公司等，彰显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霸权逻辑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零和思维阻挠正常国际贸易、投资和技术交流的企图。
第二，粗放的发展方式走到尽头，必须痛定思痛，改弦易辙。如前所述，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种成本和代价可以用四个“难以为继”来加以概括。一是低成本出口战略难以为继；二是低端产业主导的产业结构难以为继；三是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难以为继；四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使传统维持社会稳定的方式难以为继。这也是党的十八大后中央确立新发展理念、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现实依据。中国在改革开放起步阶段，之所以能够快速吸引大量外来资本，关键在于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并且是世界资源价格的洼地。基于此，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把大量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的产能纷纷转移到中国，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只有下决心转变发展方式，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三，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下的中国经济还面临诸多新的不确定因素。这些因素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国际社会。如世界经济在疫情冲击下复苏乏力，保护主义上升，国内改革发展也面临很多新的困难和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能否真正走向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能否顺利实现以下三大转型，即由过去注重经济发展的规模数量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由引进消化吸收型转向有序走出去、对外扩张型；由学习模仿型转向自主创新型。
数字经济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加速器、倍增器，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可以设想，未来在中国走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数字经济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从数字经济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数字经济不仅对中国经济的腾飞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也在深刻地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
从人类发明第一台数字计算机到现在，数字化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46年到1990年互联网商用前的44年，可以称之为数字化的1.0时代。在这个阶段，数字化最大的功绩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计算机衍生出通用技术和通用工具，开始在各行各业中普及；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借助信息技术将传统的电视电话模拟信号变成了数字信号；三是芯片技术和运算技术在1980年至1990年的十年间取得了重要突破。1990年互联网出现到2012年智能手机普及前，可称为互联网的2.0时代。互联网的出世改变了世界，极大地推动了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中国直接表现为三网融合——互联网、电信网、广电网的融合。2012年4G智能手机出现，数字化进入3.0时代。这个阶段是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新技术的出现和驱动为标志的。特别是基于大模型技术和对话智能技术的ChatGPT的诞生，更是引起了巨大轰动，给未来数字化的前景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数字化3.0时代最大特征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数字化正在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结构。过去发展动力主要包括生产资料、资本、技术等。但在数字化3.0时代，数据成为经济增长的新能源，互联互通成为经济增长新价值，数据对经济社会的价值与日俱增，谁掌握了数据，就等于掌握了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资产。二是数字化的渗透力、穿透力几乎无处不在。换句话说，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主体可以游离于数字化浪潮之外，数字化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三是数字化水平成为新的评价标杆。不管是一个国家、一个机构，还是一个地区、一个行业，都可以用多个维度对其数字化水平进行衡量，具体指标有如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形态、数字消费者、政府公共服务在线服务率、社会的数字化率等。
中国的数字经济就是在这样的数字化浪潮下萌生和发展的。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显示，到2022年底，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50.2万亿，占经济总量的41.5%。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处于世界第一梯队，仅次于美国。数字产业化规模（包括电子制造业、通信业、软件业，信息服务业以及互联网业等）达到9.2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为18.3%，占GDP比重为7.6%；产业数字化规模（即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获得的增加值）达到41万亿元，占数字经济的比重为81.7%，占GDP比重为33.9%。按照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制定的发展目标，到“十四五”末，中国数字产业化的总规模占GDP比重要达到10%，其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尽管如此，过去20多年无疑是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黄金期，这一过程中尤以电子制造业和消费互联网的发展为甚，集中表现为中国的消费电子产品（如电脑、手机、电视、冰箱等）出货量长期处于世界前列；电子商务、网购、在线支付等发展势头迅猛；华为、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巨头不断涌现。
数字经济的异军突起为中国经济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开辟了道路，目前全国各地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数字经济作为未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契机，有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乃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对于未来中国如何发展数字经济，党的二十大报告同样作出了重要部署。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等。
以改革和创新为抓手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
创新和改革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提升数字经济的竞争力，关键仍然在于创新和改革。
从创新来看，发展壮大数字经济，必须抓住关键核心技术这个“牛鼻子”，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第二步，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如今世界上大约有20个公认的创新型国家，这些创新型国家有三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一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二是技术对国外的依赖度低于30%，三是国家的科研费用占GDP不低于2%。目前中国只有第三个指标达到创新型国家目标要求，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开源生态与国际存在差距，核心电子元器件产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卡脖子”技术亟待突破。2023年３月出台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剥离科技部的非主要职能，并在中央层面设立科技委员会，就是为了统筹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科技体制改革，更好地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
从改革来看，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让数字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关键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进一步破解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全面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在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数字经济推动生产要素、产权制度、企业组织、经济增长动力等领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逐步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而数字经济创新带来的新形态、新模式、新方式与现有管理体制发生对撞，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出现，只有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重要关系方面敢于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法治环境，才能为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在走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只要坚持创新和改革双轮驱动战略，数字经济就可以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具体行动中要特别关注以下三方面工作：
第一，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科技支撑。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都是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未来要加大投入的重点领域。以工业互联网为例，它是互联网与智能制造的交叉点，其本质就是通过开放的、全球化的通信网络平台，把设备、生产线、员工、工厂、仓库、供应商、产品和客户紧密地连接起来，共享工业生产全流程的各种要素资源，使其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智能化，从而实现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各地区应结合地区发展实际和产业、民生需求，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对于5G基站、数据中心和云计算中心等关键基础设施，要做到适当的超前部署，为未来深度应用提供前期基础；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前期建设的保障性作用，逐步激励市场发挥投资主体功能，集中建设一批网络类数字基础设施，为吸引市场主体创造优质的条件。此外，各地区要统筹协调，牢记风险意识，应对与解决好相应的安全生产与技术风险问题，从制度、程序上探索新型监督评价机制，兼顾建设效率与建设安全。
第二，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在这方面既要重视数字产业化，如大力发展电子制造业、通信业、软件产业、信息服务业等，力争到“十四五”末实现数字产业占GDP经济总量10%的目标。与此同时，也要加快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这一过程可重点围绕三个方面做文章：一是针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制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制造业、零售业、能源与公共事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与房地产业等，都可以从数字化转型中受益，关键是促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在产业发展中的深度应用，推动商业模式和产品服务升级；二是加快补齐智能制造这个短板，改变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现状，以“智改数转”为重要抓手，打造一批5G工厂和数字化转型企业标杆，推动工业大数据分类分级开发利用，营造良好生态；三是高度重视和解决产业数字化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包括自身数字转型能力不够“不会转”，数字化改造成本偏高、而资金储备不足“不能转”，企业数字化人才储备不足“不敢转”，企业决策层数字化转型战略不清“不善转”，企业多层组织模式不灵“不愿转”等，建立市场化服务与公共服务双轮驱动，技术、资本、人才、数据等多要素支撑的数字化转型服务生态，培育推广一批数字化解决方案。
第三，发挥数字经济优势，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数字经济在助力分好“蛋糕”方面大有可为。依托数字技术推动生产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可以有效促进区域协同发展。近些年电商平台飞速发展，为农产品销售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一些特色农产品甚至可以通过电商网络销往世界各地。电商平台还大幅度缩减了交易中间环节，促进商品增值，提升了农村产业发展效益，增强了发展动力。发展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统筹推进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大力发展和培育智慧小镇、特色小镇，使越来越多的乡村变成产业特色明显、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宜居旅游兼顾的数字小镇，既可以繁荣乡村数字经济，也可以为推动城乡融合创造更有利条件。
【本文系2022年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完善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研究”（项目编号：22AZD06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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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国家治理》2024年3月上
原文标题 | 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与高质量发展
作者 |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第三、第四届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汪玉凯
原文责编 | 罗 婷
新媒体编辑 | 王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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